面临市场、政策、监管等多方考验，对解放农村劳动力有重要意义

　　随着政策面的明朗和一家家试点的落地，农村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变革机遇。在再次把目光投注在广袤的农村市场之前，新京报特邀请在此领域专注多年的专家，就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政策和借鉴展开对话。是为新京报“农村金融调查”之圆桌。

　　重要性需由政策保障

　　新京报：农村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杜晓山：这次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过去的提法叫做血液和关键。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三农需要投入。财政在三农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今年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金融的额度比这个要大得多。涉农贷款2007年61151亿，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15055亿，全部涉农贷款中农户贷款余额为13399亿元，占涉农贷款比重为21.9%；企业贷款余额为42063亿元，占涉农贷款比重为68.8%；各类非企业组织贷款余额为5689亿元，占涉农贷款比重为9.3%。

　　其二就是金融本身在整个经济中，还有“循环”和“周转”的作用，但经济是金融的基础。

　　何广文：农村金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都需要投入，这很大的一部分资金都来源于金融领域。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农村经济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新京报：在采访中，农村金融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些做法是踩在政策的边缘。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面临哪些难题，怎么能够既保证农村金融的供给又能防范金融风险呢？

　　茅于轼：现在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不成问题。现在是只贷不存。在保证其资金的可持续上，现在国开行和农行可以为一些机构提供成批的借款，给他几十万几百万，然后再以小额的形式一笔笔借贷出去。我估计将来会放开对小额信贷机构的限制，三五年内允许其吸收存款。

　　杜晓山：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监管力量的制约，目前我们的监管既有不到位的地方也有越位的行为。需要实行差别的监管，明确什么需要审慎监管，什么不需要，好的机构可以适当放松监管，也要有退出机制让不好的机构退出。有些可以在中央层面监管，有些则可以放到省里监管。监管的原则是适度和有效，使金融服务得到满足。

　　何广文：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还不是很激烈。但存在着竞争就会有风险。要建立完善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应当注意风险的防控，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风险准备金制度，要有适当的拨备。还要有包括存款保险机制在内的市场稳定机制。有竞争出现，就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破产，所以还要建立风险分摊和保险机制。弱势群体需要农业保险。微型金融机构，也需要政府的投入。

　　农村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小机构分布分散，目前的监管体系还跟不上也不适应，尤其表现在基层监管部门实力不足。而在监管方式方法、手段和工具上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成功先例可借鉴

　　新京报：能否介绍下国际上其他国家，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杜晓山：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很多。农村金融机构目前还不能完全达到城市里银行的盈利水平，但是完全可以接近。而且一家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盈利的机制完全可以复制。

　　印尼的国有商业银行(简称BRI)，农村信贷部做的中小企业和小额信贷就一直在赚钱。他们在80年代也和我国的农信社等一样，希望政府行政手段进行补贴，由于后来采取商业化运作的方式，同样的人，产品创新和管理流程进行了改变，产生了新的激励机制，其面目一新。即便在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该银行的城市业务和海外业务受波及赔钱，但是农业金融方面仍然保持盈利。

　　再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日本和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玻利维亚、南非等国家的经验和印尼有所不同，政府对其的倾斜力度很大

　　何广文：国外金融制度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竞争很大。大机构在开展小额信贷时，建立专门的机构体系，会搞一些批发业务，同时还会为小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大机构还可以通过参股、控股收购小机构或者直接投资建立小机构。

　　新京报：最近的消息是农行股改基本敲定，农业银行股改后，在服务金融领域上，是否可以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建立服务三农的渠道？

　　杜晓山：更好地落实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农行是重要的成员。要尝试大银行做小业务，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这方面农行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从现在的情况看，农行上市应当已经有了时间表，只是要找准适当的时机。

　　何广文：农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其目标还是追逐利润，这是由其商业化倾向决定的。因为前几年，农行在县级及以下的经营网点基本撤出，离客户远了，所以在服务三农上就存在劣势。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和机制支持，很难做到。但是农行可以做批发贷款以及出手收购兼并小型金融机构。

　　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需要互补，共同协调于支持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金融体系期待“松绑”

　　新京报：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建立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难点在哪？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茅于轼：这要看市场的需求是什么。现在最需要的是微型贷款，1万元以下信贷额度的。现在10万元以上的贷款供给很多，中央对这块也已经放开，但这些机构主要给农民企业家贷款，而不是普通的农户。

　　杜晓山：目前来讲制约其发展的因素有三方面：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银行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不均衡。其二就是覆盖率低。全国有8901个乡镇只有一家银行或金融机构的网点，零金融机构乡镇仍有2868个。其三是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高，人员素质不高。农村金融的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服务效率差、信用环境不理想，征信制度不完善。

　　何广文：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即金融机构、市场和监管。现在机构体系的建立没有问题。但是如何提高有效性，如何服务中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是市场体系建设的难点。

　　新京报：商业金融机构从事农村金融业务，是否有“利”可图？制约其开展这块业务的原因是什么？

　　杜晓山：盈利是有的。从实践来看，农信社、农行等在做企业贷款和中型项目贷款这块基本上盈利。赔钱的是在农户和小企业贷款上。但如果管理水平不高回收率差，大项目也会赔钱。做农户贷款难度很大，但并不等于说农村金融不能盈利。只能说明金融机构的创新不足，产品水平不高。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很大，农村经济发育程度还不够高，如果加大业务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在有意向发展农村金融的前提下，提高技术能力，实践证明其盈利还会比现在高得多。

　　何广文：目前涉农的金融机构盈利不高的原因还是缺乏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小的机构没有创新的能力，可以由行业协会或者中介机构协助。

　　茅于轼：管得好的话可以有盈利的。但是利息率得放开，利息率要达到20%以上。

　　新京报：“放大不放小”的现象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往往不受金融机构的欢迎，原因何在？他们的资金需求问题如何解决？

　　杜晓山：这就需要有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中低收入农户这块主要是小额贷款公司、公益性的机构在做，但是这些机构不能吸收存款，不能合法化，资金的持续性很难保证。

　　在政策的调整方向上，我建议如果金融机构愿意专门为农民服务，如果针对每个客户的每笔贷款余额不超过5万元，这样的银行和机构，国家就可以对其免税、提供启动资金以及给于其他政策的支持。如此，自然的，就有相当一批金融机构来积极参与。

　　何广文：中低收入贫困农户在资金的需求量上较小。金融机构在做这方面的业务时，成本相对较高。

　　而且金融机构的服务机制与需求也不配套。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进行创新：首先要有机构在服务方式和机制上的创新；还需要政策性公益性合作性的机构补充。另外需要有为金融体系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及担保、投资基金体系，融资体系，金融机构评级和治理体系。

来源： 新京报